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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年颂 湘女梦丨康菊英:从童养媳到全国劳模 她用行动诠释奋斗的力量
发布日期:2024-04-20 09:08: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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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百年颂 湘女梦丨康菊英:从童养媳到全国劳模 她用行动诠释奋斗的百年力量

编者按: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,也是颂湘“三八”国际妇女节设立的111周年。跨越世纪,女梦湘女一直是丨康国劳时代最美的风采,积淀形成独具特色的菊英湘女精神。湖湘多壮士,从童巾帼有英雄。养媳100多年来,到全的力广大湘女为争取自由平等和自身发展不断斗争、模用不懈努力。行动

新中国成立后,诠释湘女在各个行业发光发热、奋斗成就非凡,百年用血汗和芳华诠释“半边天”的颂湘硬核价值。在2021年“三八”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,女梦湖南省妇联联合红网推出“百年颂湘女梦”专栏,感受100年来湖湘女性自强不息、砥砺奋进的澎湃脉动。

1952年5月,康菊英率先成立衡山县第一个常年农业生产互助组。照片为互助组全体组员,前排左二为康菊英。资料图

红网时刻记者 杨朝文 综合报道

她,1922年出生在衡山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,5岁时父亲被军阀抓去当挑夫,一年后在贫病交加中去世;7岁时哥哥和两个妹妹相继夭亡;8岁时母亲改嫁,随后由于生活的压力,她成为一名童养媳,从一个“穷窝”挪到了另一个“穷窝”。婆家7口人,租佃地主8亩多田,交完各类租税后,余下的粮食还不够糊口。为了维持生计,她讨过米、打过长工。后来,母亲饿死,婆婆病亡,丈夫被抓去当兵,她便像男人一样下地干活,用辛勤劳苦承载家庭的希望,用不屈不饶的毅力书写女性向艰苦命运抗争的诗篇。

她就是湖南省第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女社长,先后11次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的全国劳动模范,全国第一、二、三届人大代表——康菊英。

女性翻身当社长

旧社会女性地位地下,童养媳的地位更是低人三等。艰苦的生活并没有让年轻的康菊英屈服,反而让她对幸福而充实的生活有了更强的追求动力。1949年10月6日,衡山县迎来解放,女性社会地位得到全方位提高。次年出台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,更是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婚姻自由、男女平等,打破了千百年来对妇女的歧视。

此时的她仿佛迎来新生。她不再怯懦,不再沉默,在县委工作队的帮助下学会认字,了解革命道理。做通公公的工作后,康菊英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运动。

土地改革后,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都分到了属于自己的田土,不再受地主阶级剥削。但此时的农村和农民,却缺少耕牛、劳力、农具、种子和资金技术,很难摆脱贫困。见到这一情形,1952年春,康菊英学习山西李顺达办农业生产互助组的经验,带头发动10户农民,成立衡山县第一个常年互助组,取名为“康菊英农业生产互助组”,她担任组长,互助组实行实行“土地私有,个体经营;长年互助,统一排工;耕牛农具,按价评分;死分活记,年底结清”的办法。当年秋收,互助组稻谷亩均产量达到531斤,比单干时增产四成以上,成为衡山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一面旗帜。康菊英本人也被评为湖南省特等劳动模范、全国农业劳动模范。当地政府还奖励互助组一头大水牛、一架新式步犁、一个喷雾器和一笔奖金。当年9月,康菊英受邀到北京在怀仁堂接受毛主席的宴请,并于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第三届国庆节观礼。在她的带动下,其他个体户也纷纷要求成立互助组。这年全村成立了11个互助组,参加农户139个,第二年春天,互助组又普及到全乡212户。

1953年经过仔细筹备和思想发动工作,当年3月,康菊英建立起全省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——康菊英农业生产合作社。据当时《湖南日报》相关新闻稿件报道,这一年全社的117亩水田,比互助组时又多收获稻谷7500斤,平均每个劳力分到稻谷1800斤。

到1955年春,康菊英农业社已扩大到94户335人,水田579亩,成为全县最大的初级社。这一年,她以这个合作社为基础,吸收附近的几个初级社,组成衡山县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——祝融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,高级社土地归集体所有,不再搞土地分红,耕牛农具折价入社,实行按劳分配。康菊英再次当选为社长。多劳多得,按劳分配,上世纪50年代,从童养媳翻身成为社长的康菊英,成为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弄潮儿。

195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对女社长康菊英的报道书籍封面。资料图

代表履职为人民 11次受毛主席接见

1954年9月,时年33岁的康菊英成为湖南省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9名女性代表之一,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。康菊英虽然识字不多,但对农村和农业发展情况非常了解,每一次小组讨论上,她总是积极发言,给各位代表和下团领导留下深刻印象。

1959年、1964年,康菊英又先后当选第二届、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,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她先后11次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代表会议,并先后11次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。那个时候,合作社经费紧张,为了更好地促进生产,她把每年全国人大下拨的几十元活动经费全部捐献出来,用作农民农业生产补贴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年过花甲的康菊英还以省政协委员的身份继续履职,在不同的场合为农村、农业和农民发展建言献策。

1994年1月,康菊隐肺气肿复发,在弥留之际,72岁的她再三交待儿子:“在我死后,千万不要向党和政府伸手,千万不要铺张浪费……”人们在清理遗物时,没有发现一件值钱的东西。平日最珍惜的那个红布包里,放着2张全国人大代表证和一张红色的党费证,里面夹着56元现金,作为她最后一次党费。(杨朝文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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